杨自强:秀水滋养下的嘉兴历史文化

2018-11-20 03:24

  作为江南水乡的代表,嘉兴这座城市一直给人一种温婉如水的形象。可以说,千百年来,水孕育了这片土地,水也融入了嘉兴的城市个性与人文精神中。

  大家都知道,我们嘉兴现有的人文精神是“崇文厚德、求实创新”,这是在2005年提出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也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提升。

  11月8日,市文化局、市文联召集嘉兴文化艺术界部分专家学者,就新时代嘉兴人文精神表述语进行了讨论。

  你眼中的嘉兴人文精神是什么呢?别急,探讨人文精神,我们要晓得,嘉兴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构成是如何?水,又给这座江南小城带来过哪些影响捏?

  这不,为配合这场大讨论,10月21日,市委宣传部邀请嘉报集团副总编、市文联副主席、市作协主席杨自强在南湖讲坛作了题为《水与嘉兴历史文化》的主题讲座,对嘉兴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作了系统梳理。

  他从经济、文化以及嘉兴人精神气质三个方面,给大家好好梳理了一番从古至今水与嘉兴的渊源~~

  《老子》中有句名言:“大国者下流”,这也可以解释为,人类喜欢逐水而居,大的城邑、聚落往往产生在水边。世界文明的发展,也可印证这个道理。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出古巴比伦文明,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孕育出古埃及文明,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孕育出古印度文明,东亚的黄河、长江流域孕育出中华文明。即使小到嘉兴,文明的源头依然是位于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的马家浜文化,这里河网密布,水草茂盛。我们的祖先选择在马家浜繁衍发展,当然不是偶然的。

  历史记载以来嘉兴的经济发展,可以概括为四个字:应运而兴。这个“运”,就是运河。嘉兴地处“吴根越角”,春秋时,吴越两国因战争运输需要,通过人工开挖把原来的自然河道联结成一起,《越绝书·吴地传》:“百尺渎,奏江,吴以达粮”,可说是最早的运河。但总的来说,隋唐之前,嘉兴并未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,一直到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,嘉兴经济才迎来了第一次腾飞。

  隋大业六年(610),隋炀帝下旨开挖运河。运河凿成后,成为江南的交通运输大动脉,对苏南与杭嘉湖平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,嘉兴即是受益的主要地域之一。元末前,运河由江苏盛泽镇与嘉兴王江泾镇交界处入境,经嘉兴城区、桐乡石门镇、桐乡崇福镇、海宁长安镇,从海宁许村镇出境,再经杭州临平镇,终于杭州城区,嘉兴境内全长约110公里。元末后,运河嘉兴段经桐乡崇福镇,改从桐乡镇出境,经余杭塘栖镇至杭州城区,嘉兴境内全长88.12 公里。

  大运河的开通,打破了嘉兴偏于江南一隅的封闭状态,成为南北交通线上一个重要节点,这才有了著名的朱自勉屯田。经过数年的开发垦植,嘉兴粮食“岁登亿计”,“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。”同时,凭藉运河之便,朱自勉在嘉兴大修水利,“亩距于沟,沟达于川”,“旱则溉之,水则泄焉”,嘉兴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,所谓“嘉禾一穰,江淮为之康;嘉禾一歉,江淮为之俭。”(唐李翰《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》)自此之后,嘉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,沿河开始出现市镇,经济繁荣,人口增长较快,升为一等望县,“管乡五十、户一万七千五十四。”进入发展快车道,到五代时升为州,北宋时改为郡,到南宋时成了府,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都大为提升。

  明代中期以后,城乡商品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,各个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,运河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,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重心联结起来。江南运河作为大运河的南段,地处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,不仅是这一地区的南北水运枢纽,也是长江流域东西地区经济交流的干道,南连闽广,西跨豫章,北裹江淮,上联楚汉。在江南地区以至全国各地区的经济交流中,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同时,明中期以后,江南地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成为历史的主流之一,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,以及以蚕桑和棉花为主的区域性经济作物区的形成,使得江南的小农经济开始向商品化、专业化发展,运河沿岸的市镇也就随之兴起。这些市镇往往位于河网平原的某一区域中心或枢纽点上,镇环四流,商店、居民多傍水而立,因水成市。作为运河穿城而过的嘉兴,更是得益最大。沿运河的王江泾镇、嘉兴市城、石门镇、崇福镇、镇、长安镇、许村镇;近运河的濮院镇、乌镇、盐官镇,都在这段时期经济腾飞。这类市镇,在当时多属于流通型市镇,既作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,同时转输往来商品以及为过境客商服务,起着购集、散售的作用,其商品流通意义重于商品生产意义。

  以运河进入嘉兴的第一镇王江泾为例。王江泾在明代与新塍、陡门、濮院合称秀水县四大镇。它在拥有明显的交通转输功能的同时,还因其腹地高度发达的商品性农业,而有着强大的商品集散功能。到明代万历年间,王江泾的丝织业十分发达,“多织绸,收丝缟之利,居民可七千余家。”明代天然痴叟的《石点头》这样描述:“话说嘉兴府,去城三十里外,有个村镇,唤做王江泾。这地方北通苏、松、常、镇,南通杭、绍、金、衢、宁、台、温、处,西南即福建、两广。南北往来,无有不从此经过。近镇村坊,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。四方商贾,俱至此收货。所以镇上做买做卖的挨挤不开,十分热闹。”这虽然是小说家言,却也符合地方志等典籍的记载。到清代乾隆年间,王江泾发展成“烟户万家”的大镇。嘉庆以后,镇上有三街十坊五埭二十六弄二里二廊三汇一湾,店坊林立,街市繁荣,达到鼎盛。同时,王江泾镇外围的接战港、池湾、打铜汇等43 个村市,也为王江泾配套服务,“左右三十里内,各乡里悉统于泾镇。”(《闻川志稿》)

  与王江泾相仿的,如海宁硖石的棉纱市场、嘉善的窑业市场、长安的米市、濮院的丝绸业、崇德的榨油业、海盐的棉纱业等,这些都有赖于运河的繁华,嘉兴经济已因此而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。

  如果把文化比作一条延绵不绝的河流的话,那么,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,就是这条河流的源头。服装设计工作!正是因为如此,我国的文化,往往是以地域来命名的,如中原文化、荆楚文化、关中文化、齐鲁文化、吴越文化等等。而具体到嘉兴来说,地处江南水乡,水跟人们的生产、生活息息相关,因此嘉兴的文化传统,往往跟水有关。比如嘉兴方言中有个词“大推八扳”,指相差极大。嘉兴河网密布,船曾经是嘉兴最普遍的交通工具,摇船的时候,向外为“推”,向内为“扳”,方向相反,“大推”与“八扳”,相差当然极大了。可见水已经渗透到了文化习俗的方方面面。仅就船而言,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船只,更在此基础上有了船菜、棹歌、网船会、船拳、高竿船、水路京班、踏白船等各种文化传统。

  嘉兴人使用船的历史可追溯到马家浜人。最早见于文献的是《越绝书》对吴国战船的记载,其类型之多,规模之大,令人惊叹。如战船分为大翼、中翼、小翼、突冒、楼船、桥船等数种。大翼船长12丈,宽1丈6尺,仅操作手就有50名之多。隋唐以后,随着京杭运河的不断开发,以海盐塘、长水塘、杭州塘、苏州塘等为主的八大水系,呈放射状布局,沟通东西南北,并与护城河相通,将嘉兴环抱其中。而往来这些水系之上,将人与水连在一起,让城乡间得以往来沟通的,只能是船。在古代,船是人们最普遍的出行工具,也就出现了满足各种功能的船只,不妨从古书记载中摭拾几种,实际当然远远不止这些。

  在嘉兴,用于生活生产的船有许多,比如清项映薇的《古禾杂识》,就提到了好几种船:“船之大者曰沙飞、曰芗船,次者曰鳗鲤头、曰头稍棚,至小者曰活活游。至鸭嘴、淌板、尖头等船,皆他处来者……”。清吴受福的《古禾杂识》“增补”提到了烧香用的船:“香船无樯帆不能远行,仅至苏杭烧香,故名。”在其《古禾杂识·案语》中,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种船:“其稍大者曰挡板船,舱内左右玻璃窗,中横一榻,可坐可卧,前设小桌,饮啖亦宜;外舱可装头棚,遇看会观剧用之;喜事必设门枪旂锣架。后乃盛行丝网船,来自无锡,其船既大,制愈轩爽;船户伺候周到,能治肴馔。夏日,客每唤渡南湖,借乘凉为名,维舟菱纤竹上,尽半日之长,饮博极欢,间有挟妓者。若蒲鞋头,则久不见矣。船埠所泊多无锡快,与蒲鞋头相似而较灵便,官场往来用之。”朱彝尊的《鸳鸯湖棹歌》也提到以船形扁长似鸭嘴的“鸭嘴船”:“鸭嘴小船浅水通,荻花门巷萧萧风。”当然旧时最为有名的当是丝网船,丝网船又名“无锡快”、“灯船”,大概在清同治年间从无锡传到嘉兴。徐珂编《清稗类抄》记载得很详细:“无锡快者,无锡人所泛之船也,往来于苏之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、太仓,浙之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。买棹者问船之大小,则于单夹弄、双夹弄之外,辄以若干档为答。档者,舟师之代名词也。其言档也,曰几个档,即几个人也。船舱之门为斜面,略如满江红。乘客餐时,必佐以所烹之青菜,味至佳,盖舟主之眷属所制者也。”无锡快或又称为灯船,民国陶元镛《鸳鸯湖小志》说:“嘉兴之灯船,亦称无锡快,舟子皆无锡产,岁以春至,以秋归。亦有常在禾者。船有双夹弄、单夹弄别,最大者犹小于梁溪,与金阊相埒。都凡二十余艘,泊北门外荷花堤。”

  在士大夫阶层,船也在其社交、娱乐、旅游等活动中不可或缺。明李日华的《味水轩日记》是其日常生活的记载,其中多次提到了雪舫和书画船。前者是他出游时的自备船,里面有书房、会客室、休息室,相当于一座浮于水面上的书斋。后者是书画商用来贩卖书画古玩的船,李日华多次登上书画船,购买书画和古董。至于精舫和楼舫,是官员、士大夫用来娱乐酬酢宴客的装饰豪华的游船。明张岱《陶庵梦忆》就说:“湖多精舫,美人航之,载书画茶酒,与客期于烟雨楼。”李日华的《味水轩日记》也有记载:“饯熊丞于张氏楼舫,抵暮方回。”

  社交、娱乐、旅游全在船上,船上自然不能没有饮食,这就有了船菜。日日与船为伴,诗言志、歌咏言,这就有了棹歌。

  “船菜”之历史,当可追溯到明、清,跟文人士大夫的宴游之风相伴而生。《扬州画舫录》中所说的:“画舫在前,酒船在后,橹篙相应,放乎中流,传餐有声,炊烟渐上。幂帘柳下,飘摇花间,左之右之,且前且却……谓之行庖”,正是船宴的情景。为使游客尽一日之欢,从原料到烹调的全套程序都须在船上完成,这就使得船菜呈现出“土而精”的特色。一叶小船,不可能四处备料,只能就地取材,这就必须“土”。客人仅一船,菜肴仅一桌,这就有余裕做到“精”。《鸳鸯湖小志》中有“八小碗”(虾仁、蟹粉、蹄筋、麻姑、五香鸽、虾圆、白木耳、莲子)、“六大碗”(蟹黄鱼翅、八宝鸭、鱼肚、冷拌鳖裙、火腿踵、粉蒸肉)的记载。船菜在民国年间最为有名,徐珂《民国八年嘉兴南湖船宴菜单》有云:“价格昂贵、船寓大者,每席银洋12元或10元。”船菜之精、船菜之贵,不言而喻。

  棹歌,因有了朱彝尊的《鸳鸯湖棹歌》而广为人知。但“棹歌”之名并非始于朱彝尊,棹歌源出于民间,“棹”就是“桨”的意思。汉武帝就有“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”(《秋风辞》)的诗,唐戴叔伦也有《兰溪棹歌》的诗。在嘉兴这样的江南水乡,棹歌之流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朱彝尊的《鸳鸯湖棹歌》同样也是“多言舟楫之事”,其形式也是“聊比竹枝、浪淘沙之调”,显然是从民间而来。而在朱彝尊《鸳鸯湖棹歌》之后,和者众多,仅嘉兴地区的和者就有70多家,较为有名的有谭吉璁、陆以諴、张燕昌等名家,在嘉兴诗坛上形成“棹歌体”这样一个特殊的流派。即使在当今,《鸳鸯湖棹歌》的和作不绝如缕。这充分体现了棹歌在嘉兴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。

  一地的自然风貌,对一地的风俗习惯乃至于人的外貌、性情及均有重要影响。就嘉兴而言,江南水乡滋养了嘉兴人的精神气质。平原的开阔、舒展,与人的儒雅、雍容,河流的平静、流动,与人的悠闲、灵活,植被的丰富、多变,与人的细腻、敏感,都有着天然的联系。就总体而言,嘉兴人性情的形成,最大的影响,还在于水。完全可以用水的特征,来象征嘉兴的精神气质。水所具有的“平”“容”“汇”“激”,用来形容嘉兴人,也是十分贴切的。

  平。水平面是最平的,而嘉兴人的“平”也最为人所公认,处事平稳、为人平和、性情平静,风格平实。嘉兴人说话不够斩钉截铁,做事不会不留余地,性格不够棱角鲜明,喜怒哀乐不会全放在脸上,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太过平淡,所以有人戏称嘉兴男人为“郎贤平”——此郎君既贤良又平和。嘉兴方言中有一个“吃”字,可说是百搭,喝茶叫“吃茶”,抽烟叫“吃烟”,还有吃豆腐、吃苦头、吃生活(被打或骂)、吃家生(挨打)、吃排头(受斥责)、吃香、吃价(神气)、吃药(上当),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吃的,这就是嘉兴人的平实,先保证有得吃。嘉兴与绍兴是邻居,绍兴以出打官司的“师爷”出名,嘉兴历史上却多有法官,比如,明朝的刑部尚书,总共也不过是一百来个,但嘉兴人就有十人之多,更出现了一些世代在刑部做官的“刑曹世家”,如屠勋家族、陆杲家族、马德沣家族等,直至新中国的第一任法院院长沈钧儒也是嘉兴人。这固然是因为嘉兴教育发达,通过科举而为官者较多,但也跟嘉兴人处事公平不无关系,所谓“法,刑也。平之如水”(《说文解字》)。

  容。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,嘉兴人像水一样,包容而宽容。这主要体现为两点,一是对城市移民的吸附,二是对异质文化的吸纳。许多外地人喜欢嘉兴,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嘉兴人有包容心,不排外。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,嘉兴的外来人口一直比较多,而且融入嘉兴的速度也比较快。嘉兴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也是由来已久,从春秋时吴越文化的相融,到后来对楚文化的吸纳,然后是与中原文化的整合,最后是对西方文化的吸收。在嘉兴,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宗教冲突,佛教、道教与天主教、基督教,基本上都能理解共容,这应该也是不多见的。万众福报码室开奖

  汇。“清洛带芝田,东流入大川”,就如小河小溪汇入大海一样,嘉兴人也有着汇合、汇集、汇流的气质,总是能跟上潮流,得风气之先,可谓“勇立潮头”。嘉兴的名人,如李善兰、王国维、茅盾、丰子恺、徐志摩、张乐平、朱生豪、木心,无一不是在他们的青年时代,走出嘉兴,在上海、北京等大都市成就一番大事业,体现出一种主动汇入、勇于接轨的姿态。像王国维这个许多人心目中的老夫子,其实是我国最早吸收西方文化并能运用西方哲学、文艺思想、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少数几个最早、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,甚至他还可能是中国最早研读《资本论》的学者。嘉兴的方言中也夹杂着不少“洋泾浜”英语,如“老虎(Roof)窗”、“混腔势(chance)”“门槛(Monkey)精”之类,也体现了一种在文化上主动融入上海、紧跟潮流的意识。

  激。水既有静水深流的一面,也有激流勇进的一面。嘉兴从春秋时就处于吴、越国的交界,后又归属于楚地,所谓“吴根越角”、“楚头吴尾”,有着吴文化的柔媚婉约、越文化的刚烈激越、楚文化的浪漫神奇。嘉兴人的气质中既有小桥流水一般的优美,又有钱江大潮一般的刚猛,既有吴人的悠然自得,又有越人的慷慨激昂,如鲁迅先生所说是“机灵与厚重”相兼。这就像是水,表面是平静的,但在压力之下,就会激发出惊人的力量,压力越大,力量越大。比如清初“乙酉兵事”,清顺治二年六月(1645),清兵占领嘉兴后,嘉兴数日即集结集结三万多人,愤起抗清,惨遭屠城。“自三塔至角里街,焚杀略尽;尸积里巷,血满沟渠,烟焰涨天,障蔽日月,数日不散。”如此惨烈,让人见到了嘉兴人刚猛的一面。还有像晚清“浙江三忠”中的许景澄、徐用仪,不顾慈禧淫威,挺身冒死相谏,以死报国,其非凡的勇气和胆量,正是嘉兴人勇猛精进的一面。